随着北方多地陆续进入采暖季，煤炭保供压力不断加大。
近期，在国家发改委统一部署下，福建、广东、内蒙古、山东等多地出手，对部分煤炭贸易企业涉嫌以超出价格合理区间销售煤炭的线索进行核查。
（公众号hxny3060）统计发现，发布煤价核查的省份目前已达到6个，涉及企业19家。这些涉及违规的企业此前均已签订承诺书“绝不会哄抬煤炭价格”，但在丰厚的利益面前，这些企业依然选择了“铤而走险”。
今年以来，国家发改委多次发布文件、召开会议，控制煤炭价格的决心很大。但种种现实业已表明，驯服煤价的难度极大。
事态演变至此，与电煤长协履约的不尽人意大有关联。在监管部门的“政策包”里，签订长协是控制煤价、保障电力供应的很重要一招，但电煤长协履约困难，履约率要求浮于表面，电煤市场问题丛生。
长协全覆盖落地难
新一轮迎峰度冬保供已经开启，煤炭、电力供应备受关注。度冬保供的关键在于煤电，煤电的关键在于价格。
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10月21日发布的中国沿海电煤采购价格指数（CECI沿海指数），10月中旬（10月13-20日）5500大卡动力煤成交价1542元/吨，周涨幅1.5%，较6月底上涨23%，相较于年初，价格已接近翻番。相比国家规定的550-770元/吨合理区间，更是早已突破。
煤价“高烧不退”，下游用户普遍感觉采购困难，整个市场运行的极不正常。对煤电企业来说，成本压力依然巨大，很多企业入不敷出，保供积极性严重受挫。对比监管部门要求的电煤中长期合同履约率，实际差距巨大。
以华能国际的电煤长协履约情况来看，截止9月底，华能国际和上游供应商签订燃煤中长期合同超1.5亿吨，1-9月份公司累计执行中长期合同6900亿万吨，合同兑现率71.8%。
根据政策要求，规模以上煤炭企业和电力企业签订的长协数量分别不低于自有资源量的80%，这意味着华能的长协量是不够的。行业巨头华能国际尚且签不够电煤长协合同，更遑论其他发电供热企业了。
华能不是个例。10月中旬，中国建筑节能协会组织召开了东北地区今冬明春供热形势分析线上座谈会，36家供热企业提交了供暖用煤情况说明，大家共同的问题是：企业的供暖用煤普遍未纳入中长期保障，进而导致购煤存在困难、采购价格较高或热值难以保障。
在煤炭企业一方，长协兑现情况也是参差不齐，“有量有价”的长协覆盖率远未达到100%。有华中电厂燃料部门负责人表示，与他们公司签订长协的煤企中，兑现率最差的仅约20%。
即使是头部煤企，其长协履约率也大有门道。
以长协执行较好的中国神华为例，今年前九个月，公司过半销售量通过年度长协，32%的销售量为月度长协，合计长协比例达85.8%。其中，月度长协价格最高，为820元/吨，较去年同期上涨20.8%；年度长协价格最低，为516元/吨。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神华出售的煤炭，年度长协价格相较市场价格的折扣最大，月度长协则与市场价接近。那么，不同用户能够拿到多大比例的年度、月度长协？国家能源集团以外的电厂，拿到年度长协的难度是极大的。
行政控煤价之难
针对电煤长协履约和现货价格监管，政策层此前出台了多项政策举措。
比如，3月，国家发改委要求煤企每月向全国煤炭交易中心线上平台报送长协履约情况，以便后续监管；4月，国家发改委发布4号公告，界定了哄抬煤炭价格行为的几种情形，具体包括捏造涨价信息、散布涨价信息、囤积居奇、无正当理由大幅或变相涨价。
但在煤炭行业人士看来，上述限价政策的设计并不完善，落地难度较大。
比如，根据成本差异，国家发改委为各产地限定了不同的价格区间，蒙西地区、陕西、山西三地的5500大卡煤现货价格上限分别是690元、780元、855元/吨。这三地都有交界区域，可价格上限最高相差100多元/吨。
此外，依据粒度的不同，煤炭可分为末煤和块煤。末煤销售对象以电厂为主，块煤则主要用于化工生产和民用取暖。在内蒙古地区，由于限价政策只针对电煤，所以目前只有用于发电的末煤价格被政策“绑死”，块煤等其他用途的煤种，价格仍根据供需关系波动。两者之间的价差驱动煤企通过改变采掘方式来提高块煤的产量，从而进一步加剧电煤的供应紧张程度。
电煤长协履约率低，还有多重现实原因。比如，由于疫情公路货运不畅，煤炭运输需求进一步向铁路集中，车皮资源处于紧张态势，没签产运需三方保供协议的企业就很难申请到铁路运力计划。对于一些中小煤企来说，也没有真正纳入长协，这要看国家和主产区地方政府的具体政策，但总体难度较大。
实际上，造成电煤长协履约率较低以及煤价居高不下的更为根本的原因，是市场上煤炭供需依然紧张。市场普遍判断，基于疫情和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以及产能释放面临的多重困难，短期内供需形势仍难言改观。
在需求方面，煤电仍是发电结构中的主力，国家能源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此前分析称，三分之一到一半的用电增量将由煤电提供。在非电领域，2022年起，原料用能不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考核，意味着煤化工行业面临的约束政策“松绑”。
在供给方面，国内煤炭产能扩增政策的落地难度较大。
一方面，受环保、安监因素掣肘，无论是产能核增还是停产煤矿复工，都非一蹴而就。另一方面，自2016年煤炭领域淘汰落后产能以来，先进产能已连续释放了六年，在2021年四季度保供政策之下，又有3.2亿吨产能密集申报核增。这意味着，从既有煤矿中挖掘产能增量的难度越来越大。而如果投建新矿，则需要经历数年的周期。
市场基本面如此，凭借行政手段强行压制煤价，只能起到短期效果。在限价之后，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煤价调控流于形式。长远来看，改善煤炭的供需结构，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才能在根本上缓解供需双方的压力，让“高烧不退”的煤价归于正常。
